杨涛（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）
近日，在“高质量完成‘十四五’规划”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，央行行长潘功胜指出我国在数字金融等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，如移动支付处于国际领先水平。众所周知，数字化、新技术与金融的深度融合，已经带来全新的金融业态、模式、流程、产品和功能。在数字金融“大文章”的加持下，我国在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等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。新形势下，如何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发展，成为政策层、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。
首先，需厘清如何衡量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发展。就经济层面来看，高质量发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，实现内涵式、集约式的发展，主要包括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发展，诸多研究评测的指标选择就基于这五个层面展开。就统计部门来看，也在持续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统计标准体系、统计调查指标体系、行业统计指标体系、重点领域统计指标体系等。面对纷繁复杂的分析维度，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强调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，我们可以此作为衡量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，这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抓手。
全要素生产率由罗伯特·索洛于1957年提出，通常用来衡量除劳动力、资本、自然资源等各种生产投入要素外，由于技术进步、组织管理等因素导致的产出增加。对于金融业机构而言，同样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其发展效果，亦即用来测度其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率。例如对于商业银行而言，可以把存款总额、营业支出、员工人数等作为投入变量，将贷款总额、利润总额等为产出变量，来分析其投入产出和运营绩效。鉴于此，数字金融能否改善金融业机构的全要素生产率，也成为判断其是否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标准之一。
其次，需理解数字金融对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。众多实证研究都表明，近二十年我国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在不同阶段出现起伏，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，并且与数字化迭代、前沿技术升级都密切相关。就影响路径看，一方面，数字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金融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，助力金融机构更好地进行资产负债与成本收益管理，既在传统业务中缓解了各类成本高、效率低难题，又不断拓展新业务模式，增加客户触达和覆盖范围，自然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，改善金融机构的全要素生产率。
另一方面，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创新，也深刻带动了经济与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，反过来又对金融业健康发展带来外在支撑，由此形成经济与金融全要素生产率的良性循环。就影响重点看，一方面，随着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，其战略组织、生产经营、风控与管理、渠道与营销等得到全面改善，由此带来金融机构生产力的快速提升，从而直接改善其全要素生产率。另一方面，数字化还给金融机构带来全新的生产关系转型，优化了金融机构发展的生态环境，从而间接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。
最后，在促使数字金融助力提升金融业全要素生产率时，还要使其能够解决金融业的“复合痛点”。一则，在全球环境、经济周期、政策演变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金融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可持续发展挑战，金融机构经营失败的概率在不断上升。由此，数字金融最重要的价值不仅是为金融业拓展多少“蓝海”，而是增加其保障生存的基础能力。这既需要使数字金融服务于机构投入产出的改善，更需在金融数字化与技术投入方面，从追求增量转变为存量结构优化。
二则，金融业在面临诸多可持续困难的前提下，仍然必须把为服务实体经济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“源头活水”。由此面对“既要、又要”的多重任务权衡难题，数字金融能否有助于缓解目标选择与落地的矛盾，也是其价值所在。
三则，关注数字金融的价值不能只停留在帮助带来多少业务增长价值，而是更加重视改善金融机构发展的生态与土壤，努力用数字化力量来夯实金融机构的数据基础、技术能力、人才储备、管理能力、风控能力等。
四则，当前金融制度型开放与金融国际化已成为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数字金融同样应在开放条件下加快布局，有效助力于金融“走出去”与“引进来”；同时，面向未来的数字金融创新，也应该直面金融全产业链已被逐渐数字化“解构”和“重构”的现实，积极应对包括Web3金融模式在内的全新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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